说文解字序（说文解字全文及译文）

说文解字序（说文解字全文及译文）

作者简介:袁广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河南焦作府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首席专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从殷墟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商代晚期的文字是一个经历了长时期发展的比较成熟的文字符号系统。根据载体的不同，它可以分为青铜器铭文、龟甲上的甲骨文、陶器上刻写的陶文、玉器上刻的文字和用毛笔写在竹简上的墨书。其中青铜器铭文字数较少，多为笔画浑厚的图形组合；甲骨文数量最多，字体有所简化，符号化程度高，主要用于记录占卜内容；《陶文》内容丰富，包括数字、方位、人名、族名、当事人姓名、枝爻等。，其线条简洁。它的发现表明，商代早期甚至更早的陶器上的一些相同的描绘符号也是文字的可能性，这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夏商以前的陶器符号提供了线索。

二里头出土器物与商代晚期金文的比较。铭文从左至右分别为“敬”、“尊”、“爵”。

文字起源一直是早期文明研究的热点，也是探索文明社会的重要观测点。近年来，随着考古新发现的发表，金文和甲骨文的认知体系逐渐完善，学术界对殷墟时期不同载体文字的关系和作用的看法也日益更新。比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商代的图形文字多被认为是人物画，是汉字早期的表现形式。高明认为，这些文字是普通的古文字，但其字体比普通文字更正确、更原始。仇希贵进一步澄清，甲骨文是商代特有的俗字，是一种简单的日常使用的字体。金文是当时的原始文字，是在庄严场合使用的字体。然后推断，甲骨文和商代金文绝不是汉字的最初形态，其成熟的形制和笔法说明汉字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基于上述学者的观点，商代早期陶文材料的新发现和其他相关新成果的不断涌现，为我们重新认识夏商文字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可行的空和研究路径。本文以夏商考古发现的陶文、甲骨文、金文等研究成果为基础，从殷商晚期追溯到商代早期乃至夏朝，试图勾勒出夏商文字的形成和发展脉络。

安阳大寺空村碑刻。

刻书:夏朝文字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为夏晚期文化，早于商文化。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陶文和这一时期其他遗址发现的少量甲骨文，在字体上与早期商代文化非常相似，可以推断夏文化晚期使用了文字，显示了夏商时期文字发展的连续性。

(1)陶文

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陶文，收集整理约50例。其他在陶文发现的遗址包括洛阳的皂荚、宜川的南寨、渑池的姚政、陕西商县的羊蹄甲等。这些陶器铭文多刻在器物的口部或肩部，由单竖线或平行线段组成，内容有碗、大臣、鱼、井、车等。洛阳皂角树遗址发现的“车”字与荥阳西施村商代遗址发现的“车”字一致。因为车辙是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所以这个符号可能就是当时的“车”字。曹定云将二里头的陶文分为数字和文字两部分，发现陶文可以对应甲骨文和金文。他还指出，虽然二里头的陶文比甲骨文更原始，但它已经具有复杂的字体结构，不仅有独特的象形文字，还有复杂的会意字。显然不是最早的汉字，也不是汉字的源头。汉字的来源应该早于二里头文化在考古文化中找到。

(2)甲骨文

除陶文外，新密黄宅、桓台史家、偃师二里头等二里头文化遗址也有甲骨文遗存。桓台时嘉遗址发现了一个月石文化的木井形祭祀坑，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骨角、蚌、甲骨等遗物，其中陶器334件。这批陶器与郑州洛达寺时期(前商代末期)出土的岳石文化的罐、壶基本相同，文化年代相当于夏末商代初。更重要的是，祭祀坑中出土了两块羊肩甲骨:一块正面刻有“汝”字，背面刻有“□句五”三个字；另一个“金”字。二里头时期的其他遗址也出土了刻字甲骨。如新密黄寨遗址二里头文化H1发现牛肩胛骨，上面刻有两个字。偃师二里头遗址也出土了一块刻有鱼形符号的骨片。从上面提到的甲骨文的材质、燃烧和书写结构来看，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甲骨文可以和商代早期二里岗的牛骨卜辞、商代晚期殷墟的甲骨文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早期文字发展脉络。可以推断，二里头时期已经进入甲骨文的应用时代，确立了商代甲骨文的书写和使用传统。

(3)金文

虽然二里头文化目前还没有发现青铜器铭文，但在这一时期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类似商代青铜族徽的标志，都是在陶器烧制之前雕刻或雕刻的。二里头二期遗址，小寇尊在肩上刻了一个类似“穆”的符号。李学勤发现，良渚文化的一个陶杯上也发现了这个符号。邓王城岗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一只陶篮，耳外堆有蝉纹，与商代晚期青铜器的蝉徽一致。此外，商代金文也提供了二里头文字影响后来金文的线索。观察商代晚期青铜器上的铭文，发现有些字形明显不同于同时代的青铜器，而是陶器、器皿和一些青铜器，如韦、爵、尊等。二里头文化的出土文物，都反映了夏文化的特征。尝试以下示例:

金文仲的人物是高领、鼓肩、松松垮垮的脚，这与二里头时期涛哥的造型是一致的。这种形式的涛哥曾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和先商文化阶段流行，但商代早期和晚期几乎消失。此外，青铜器铭文中的“从容”、“荣荣”等文字，也都遵循着这个时代的特征。

尊，金文“尊”的单一形式，应为二里头早期的大嘴尊，特征为小口、高领、鼓肩、小平底。这种类型的大口尊只流行于二里头文化早期。二里头晚期至商代早期，大口尊已经变形，颈缩短，口扩大。

爵，铭文中的爵，无柱，长流，长尾，腹深，细长足。这些特征都是二里头早期陶爵的形制特征。到二里头文化晚期和商代早期，爵口开始出现柱子，尾部变短，不再具有金文中的爵特征。如《中国夏商考古卷》所述，甲骨文中的“爵”字，腹深流长，字形上具有二里头文化青铜爵的特征，可能是二里头时期所造。此外，金文中的鼓、刀、牙等文字，在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陶器、青铜器、玉器中也有。

上述考古发现和文字线索揭示，尚进晚期一些器物的象形文字和甲骨文与同时期的文物不同，而是取自更早的二里头文化早中期的文化器物。这也为商代晚期金文和甲骨文使用的一些文字在二里头时期就已经进入创造和应用时代提供了重要证据。

渐规:商代早期的文字

夏周断代工程将商朝分为商朝早期(公元前1600-1300年)和商朝晚期(公元前1300-1046年)。

在商代早期有代表性的遗址中发现了文字，如郑州商城、小双桥商城、偃师商城等。文字的类型涵盖了金文、甲骨文、陶文等。

(1)金文

图1

图二

图3

图4

有金铭铭文的商代早期文物在中国5处遗址发现，2件为外国机构收藏。郑州白家庄墓出土一尊铜像，颈部刻有三个等距的龟形图案。唐兰解释为“Toru”，有人认为是龟徽，应该是国徽。1964年，郑州杨庄出土一件爵，腹部一侧为饕餮纹，另一侧为对称眼。曹淑琴认为它是商周铭文中常见的“图1”字。1978年，在河南省中牟县大庄遗址发现一只青铜高脚杯，杯身两侧各有一个“臣”字。陕西岐山县井荡也出土了一枚青铜戈，铭文与中牟出土的戈相同。山西省长子县北郊发现一枚铜印，内壁有铭文。形象是一个带箭头的菱形框，一般认为是“后”字。此外，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和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分别收藏了一件纹饰几乎相同的青铜鼎和内壁铸有“桂图二”的铭文，应该是一对同时制作的礼器。西雅图美术馆李雪芹收藏的青铜方鼎，据信是陈编的《掠夺》方鼎。文章还指出，二里岗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比其他青铜器更可靠，但西雅图丁明中四角不突出的“桂”字是更早时代的旁证。

这些商代早期青铜器铭文的字形和铸位与商代晚期同类铭文一致，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

(2)甲骨文

商代早期甲骨文遗存主要发现于郑州商城。1953年4月，二里岗遗址出土一段牛筋，刻有3行11字“乙丑简:七月至七月”，有人解读为“十月至十月”。该文与殷墟甲骨文中的“沈嘉卜、土”功能相同，但出土时因地层扰动而引起较大争议。后来参加当时发掘工作的裴指出，甲骨出土区没有殷晚期的遗存，属商代早期二里岗期。郑州商城近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也表明，该地区未发现商代晚期遗存。1954年9月，在二里岗遗址的CIT30壕沟中又出土了一块骨片，上面刻着一个不完整的正三角形，中间有一个“ㄓ”字。甲骨文中二里岗遗址的诸多发现，显示了这一地区在商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郑推测二里岗遗址在商王之地，出土甲骨的遗址应该是早期商王社会的遗存。

二帖之外，郑州商城其他区域偶有甲骨文的发现。1989年秋，在河南省第一水利局项目工地二里岗楼上的灰坑里，发现了一块用动物四肢骨骼制成的骨料。正面刻有两个大字，呈“数字3”的形状，或解释为“二里”。1990年夏天，考古人员在清理郑州电力学校二里岗的夯土坑H10时，在填土中发现了一块骨头碎片，骨料正面上部中间有两个大字，是“图4”，解读为“E”。

这些在商代早期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意义深远的甲骨文，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甲骨文，它们也找到了商代晚期甲骨文字的起源。

(3)陶文

商代早期陶文的发现很多，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种是绘在陶器上的，主要见于郑州商城遗址。在二郎二楼一、二层的大口尊口内侧，发现了数十个这样的陶文。其中一些是计数的数字，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和十”。一些象形字，如“箭、木、网、枭、臣、鸟”等。

另一种是写在陶器上的，也称为朱书温韬，主要发现于郑州西北约20公里的小双桥遗址。该网站有一个超过500万平方米的大面积。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宫墙和祭祀坑，可能是商代都城。在祭祀坑或与祭祀仪式有关的遗迹和地层中发现了各种类型的陶罐，有些小陶罐的表面或内壁上有朱字。这些字主要是单字，挖掘者根据其内容将其分为三类:一是数字，如二、三、七等。二是象形文字，多与人体有关；第三是家徽。将小双桥遗址出土的这批竹书温韬与殷墟甲骨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

葛大城:商代晚期的人物

商代晚期的遗址以河南殷墟为代表，文字繁多，有金文、甲骨文、陶文、玉器等。

(1)金文

青铜器铭文在商代晚期有很大发展。据统计，殷墟二期至四期有铭文的青铜器共有5700余件，其中单字铭文近2000件，2-4字铭文约3300件，10字以上铭文70余件，最长铭文38字。这一阶段的青铜器铭文在形体特征、铸造部位、意味功能等方面与商代早期的青铜器铭文基本相似，尤其是家族徽记，但铭文内容更加丰富多样，也保存了较长的祭祀仪式记录。

目前，学术界对商代晚期铭文的研究已经全面展开。闫志彬的《商代金文研究》从考古学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了金文的断代和商代金文的分期。文末的《商代金文分期表》详细列出了每件器物的土地、种类、分期，并对商代的社会结构、宗法制度、宗族关系、国土地理等进行了论述。

(2)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代晚期最重要的文字。考古发现有大量甲骨，共计10万余片，其内容主要是商王室的占卜记录。也可以看出很多国家的部落的族徽都是有名称的，书写的内容可以和金文相互印证。李孝鼎指出，甲骨文约有4000个字，反映了文字符号系统的基本构成。甲骨文与《说文解字》所建立的古文字定型符号系统相比，已经有了多种类型的汉字构形，具备了传统“六书”中的全部“四形”(即象形、指法、识音)。这说明在殷商后期，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已经基本确立了构形模式，构形体系也逐渐发展成熟。从字形构成、符号化程度、书写形式、使用功能等方面可以看出，商代晚期的甲骨文是一个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结构成熟、功能完备的文字符号系统，是一个可以肯定汉字已经进入成熟阶段的系统而完整的文字样本。

(3)陶文

殷墟发现两批陶文。20世纪30年代在小屯遗址发现了一批82件带有符号或文字的陶器，大部分是单个的符号或文字，其中两件刻有两段，还有两件是用朱和墨水笔书写的。这些陶文大多刻在器物的口沿或靠近口沿的外壁上，少数见于器物的腹或内壁上，也有刻在器物的盖和足上的例子。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小屯、苗圃北地、大寺空村、花园庄等遗址出土了一批20多件，多为符号或文字。有些陶文在类型和内容上与小屯遗址发现的相同。

这两批陶器符号或陶文涉及数字、方向、人名、宗族、方块名、树枝、占卜、占卜等类型。在商代早期的陶器文本中可以发现许多数字、氏族和象形文字，显示了商代陶文发展的连续性。

(4)玉字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墓葬中多次发现批量书写在玉戈、玉柄饰和玉璋上的竹书文字。张羽上的竹书写在正面，书写方向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大部分是两行，有些书在张羽的正面中央，只有一行。书法风格凝重，笔画苍劲有力，部分字形接近金文特征。

图书排序:夏商时期的竹简

与甲骨文和金石学相比，简牍具有取材经济、书写简单、携带方便等特点。这些优点使它们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大量出土的东周至魏晋时期的竹简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在夏商时期，竹简是最重要的书写形式。

(1)书写工具:殷墟大量文字的发现是竹简存在的工具依据。

竹简一般需要用软笔和颜料书写。从考古发现来看，商代的文字已经非常发达。双桥竹书中用毛笔和颜料书写汉字的历史被提前到商代早期。殷墟中还发现了许多商代晚期用朱、墨书写的简单甲骨文。1936年，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13次发掘殷墟时，就有了YH127号坑文字铭文的发现；197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还在殷墟小屯以南出土的甲骨上发现了朱文字。据统计，甲骨文共有74处，字迹清晰，笔画适中，显示了书写的熟练程度。此外，在殷墟出土的陶器和玉器中也发现有朱、墨两种文字。有学者认为，商代的青铜器铭文是先用毛笔书写，然后做成模型。商代朱墨文字遗存的发现，显示了书写方法的广泛运用和娴熟的书写技巧。软笔和颜料的使用是竹简的工具基础。

(2)文字布局:甲骨文的铭文和青铜器的铭文多为直立式，应该来源于简牍的编纂。

2010年安阳大寺空村出土的铭文，字与字之间有12条竖线，铭文位于竖线之间，如同竖简:这是铭文布局仿照竹简的证明。2005年，鞍钢M11出土了一块嵌有骨雕人物的绿松石。它是一个长条，上面有一列垂直雕刻的字符，如竹简。类似的例子还有长铭文《守陵方毅》，铭文是竖着排列的。黄天舒认为，商代的笔记铭文应该是受到了简书的影响，商人书写的材料以简书为主；黄德宽指出，甲骨文的直、竖书写的特点在甲骨文中有所体现，甲骨文中“书”和“典”的使用表明，竹简制度最迟在商代晚期定型，当时通行的书写材料是竹简。

(三)读字释文:甲骨文中的“书”应该是简化书而不是龟书。

董作斌等。曾考证甲骨文中的“书”为“龟书”。从出土文物来看，甲骨文的铭文载体有甲骨和龟甲，比例大致相当。

肩胛骨不易折断，形状规整，装订成册也不难。然而，在发掘中很少有钻孔肩胛骨。换句话说，商代并没有将肩胛骨装订成书的主流需求。玳瑁容易碎，所以不容易装订成书。目前，考古发现的甲骨主要分布在花园别墅以东的H3，而且大部分是完整的龟甲，即所谓的龟甲。龟书的绳孔位于左右钉桥或背钉边缘，只有一个孔，说明绑龟书只用一根绳子。这种形式与甲骨文“书”两横的形象完全不同。可见龟书并不是甲骨文中“书”字的象形来源。

甲骨文中的“书”还保留着图画的原始形态，两根线拴在一起，竖笔有的参差不齐，有的整齐划一。这与简牍的形式十分相似，也符合东汉许慎《说文二侠》对书的解释:“书，是生命的象征，是服从于王的，正如其书有长有短，分上下两部分。”

这些线索都表明，甲骨文中的“书”不是龟书，而是一系列的竹简。正如李雪芹所说，甲骨文中的“书”字，就像是一个由竹简组成的书。交错的竖笔是简牍的分支，连接简牍的横笔是编书用的绳子。

(四)竹简编年史:先秦文献记载的商代事迹主要来源于商代竹简。

先秦时期的许多历史文献，如《尚书》、《左传》、《墨子》等，都记载了商人的历史。考古发掘证明，这些文献中描述的商业历史被证明是真实的。以“盘庚移阴”为例。这段历史见于《尚书·盘庚》、《竹书·编年史》等文献。记载了盘庚商朝的衰落，盘庚为了克服弊端，迁都殷。这一历史事件在考古学上有明确的物证。发掘资料显示，商代早期，主要都城在郑州，郑州商城周边密集分布着50多个大小不一的中小型聚落。但商代晚期，郑州商城被废弃，杜毅周边遗址数量不足5处，一片萧条沉寂的景象。同时，商代早期文化遗址较少的河北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的安阳、濮阳是商代晚期遗址的集中发现区，特别是安阳，已经出现了环北商城、殷墟等城址。这是商代晚期考古学的生动反映，当时商朝都城北移，王集的居民也随之迁移，王朝的管理重心也随之转移。

既然先秦文献中商朝的事迹大多被历史所信，那么这些记载是如何流传的呢？先秦文献用词规范，语义简练，应该通过规范严谨的文字代代相传，而不是口头传播。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写法呢？

第一次参观甲骨文。比较《尚书·盘庚》与甲骨文的体例，发现两者确有相似之处，但相似之处仅限于君王姓名和官职。比如《尚书·盘庚》中，盘庚自称“一人”，甲骨文中也有王上自称“多人”的描述；《尚书·盘庚》中有“棒伯”，甲骨文中记载为“棒伯”。另一方面，两种风格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内容不同。甲骨文主要描述占卜和祭祀，而《尚书·盘庚》详细记述了盘庚迁殷的过程，属于史记。而且两者的保存方式也不同。甲骨文不像档案、史籍那样留给后人，而是作为二次资料，经过核实后直接埋在地下，这在考古现象中有明确的表现。殷墟出土的数万块甲骨，绝大多数是在专门挖掘的坑中发现的，每个坑中埋藏的甲骨数量巨大。如1936年发现殷墟127个坑，发现甲骨文17096个。殷墟发掘者刘一曼指出，殷墟的甲骨大多是卜筮后保存一段时间才下葬的。殷墟至今未发现专门存放甲骨文的档案。因为甲骨需要多次使用，等待占卜结果的验证，而在殷都之外使用的甲骨需要带回殷都祠堂附近处理，所以使用过的甲骨要保存一段时间，然后再挖埋。在商社会，人骨不作为历史档案使用。

基于此，先秦文献中商代的事迹绝不会引用甲骨文，而应该主要来自于商代的历史文献，而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主要记载在竹简中。认为邱锡圭《尚书多事》的记载“只有殷人祖先有典一书”和甲骨文“书”的发现，说明商代有典书，其内容比甲骨文和金文的更重要，字数也必然更长。李学勤还指出，商周史官的正式名称是“书”，其工作是撰写和管理正典书籍，即“制书”，这表明商代已经有了简化书，而简化书是当时史书的主流载体。据《吕氏春秋:初勘》，“夏杰将死，太师使其固守地图，成为商人。”可以推断，最迟在夏末，已经有一个历史学家管理过这本书和这本书，夏天的书是“存在”的。

这些文献和文物线索，可以证明商人有简化书，用简化书记载重要的历史事件；但先秦文献中商朝的历史事迹，最早应该源于商朝简书的内容。

(5)记录万象:商朝高度发达的文明景象需要竹简来记录。

考古发现表明，商朝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从生产上看，甲骨文中的“业”——“百业”，说明商代晚期的手工业是完整的，有制陶、铸铜、制骨、制玉等先进技术，生产、组织、管理、产品分配有序。“人”——“人”——“人”三个字的发现，说明商人以群体劳动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效率更高。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商朝的统治阶级由国王、臣子、王子等人组成，活动范围广泛，涉及政治、军事、祭祀、朝贡、赏赐、刑法等。社会和仪式活动需要有序高效的社会组织来协调和管理，而保证各级社会组织高效运转的重要保障是政令畅通、信息及时和需要无障碍的书面媒体来传播。考虑到甲骨文只是用来记录占卜和祭祀，这些包罗万象的法令、文告、法律、历法、规范等。，很大程度上应该是简书记录。关于竹简的出现时间，李学勤曾推测应该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竹书陶器可以作为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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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文化遗存的各种证据表明，汉字并非起源于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的金文和甲骨文，而应追溯到更早的时代。许慎《说文解字序》云:“黄帝仓颉史，见鸟兽蹄，知分与理之异，先作书契...仓颉的书是初写的，盖依是象形的，所以叫正文。后来它的形和音互相覆盖，就是文字。”从考古资料来看，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中陶文符号的发现，可以作为早期符号文字发展的线索。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考古成果证明，夏商周时期的文字体系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商代早期的文字是由继承二里头文化的金文、陶文、甲骨文发展而来，而商代的甲骨文、金文、简牍则是由后人继承和发展而来。正如黄德宽所说，夏商周使用的文字属于同一个系统。西周的文字与商代晚期的文字是一脉相承的，而商代早期的文字是对夏朝文字的继承和发展。

商代早期甲骨文、金文、陶文的发现，说明此时书写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成为商业文化传播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在郑州小双桥遗址、河北藁城太西遗址、邢台曹颜庄遗址、江西武城遗址都发现了陶俑的遗存。说明陶文最迟在商代初期就广泛分布于南北，显示了这一阶段文字的广泛使用，也见证了中原文明对周边地方文明的强烈辐射。

虽然在商周遗址中已经广泛发现了甲骨文、陶文和青铜器铭文，但纵观夏商周三代的整个文字体系，简牍是这一历史阶段最重要的文字载体，简牍很可能是当时通行的文字。《竹书》记载了夏商周时期的政治事务、官员的法令、天文历法、生产生活等。是当时档案、典籍、文献、法律、规范的主要载体。简牍体系的形成是汉字的成熟和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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